
三万二千人股票配资指数网,只有五千六百零一支步枪,这仗还得打,还得撑着不散。
这不是段子,是刘汝明的第68军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家底。平均六个人才轮到一杆能打子弹的枪,剩下的人手里是大刀、长矛、农具,甚至就空着手。友军看着别扭,对手也容易轻视,可他们偏偏没消失,还把番号一直顶在战线上。
刘汝明这人路数很清楚,沉默,谨慎,带兵靠“经营”。从西北军旧部一路走到第五战区,他明白一件事:在重庆眼里自己是“杂牌”,要补给很难,消耗了还可能被吞并。那份5601的清单,不只是武器数量,更像是他手里最后一张能证明“我这支军还在”的凭证。
枪少到这个地步,训练就得跟着变。实弹射击直接砍掉,子弹要留到真见血的时候。连队干脆拆成“枪班”和“刀班”,枪班多是老兵,负责关键火力,开枪得经过班长排长点头。刀班更多是新兵和壮实的,练拼刺、练投弹、练夜战,冲上去就靠手榴弹和近战。听着土,但在资源断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只能这么抠。
重武器更缺,他就把少量自动武器集中成机动火力队,哪里顶不住就往哪里塞,像救火一样用。这样做也有私心,他怕的除了日军,还有“自己人”那套缩编撤番号的套路。武器能少,建制不能散,散了就真没了。
补给领不到,军粮还得活下去。上面一句“军粮自筹”,落地就是逼你去征粮。可真去抢,部队马上就和百姓结仇,情报没了、立足点没了,后面更难。刘汝明选了更费劲的路:控纪律,不扰民,派人帮着恢复生产、修小水利,甚至搞合作社,用部队那点钱去买粮,还默许士兵垦荒种地。外人能笑他“扛锄头稳”,但他要的是这一片地还能让三万多人喘气。
仗还是躲不开。1941年鄂北阴雨泥泞,战区命令他守七天。日军炮火后冲上来,68军死等到近距离才开火,专盯军官、机枪手,手榴弹集中扔,再靠哨音把刀班放出去打白刃。七天扛下来,步枪损失三分之一,伤亡很大,可任务完成,阵地像钉子一样顶住了。
更难受的是战后点验。真按实情报上去,员额不足、枪更少,轻则挨整,重则撤番号。刘汝明没硬顶,也没明着行贿,直接用一个字解决:借。向友好的部队和地方力量借枪借军装,还临时找人换装站队,让点验过关。点验官未必看不出,但只要骨架还在、驻地不乱、刘汝明不闹事,报告就能写得模糊一点。枪和人点完就还回去,校场又空了,留下的只有疲惫。
他知道靠借不长久,就搞修械所,集中老师傅和手巧的兵,修枪、复装子弹、做简易手榴弹,粗糙也得用。还办流动训练班,教看地形、修工事、夜战近战、急救,把能教的都塞进基层。枪还是少,但人得更会活。
队伍里也出过裂缝。1942年暂编第36师一个团长想带人投靠别部,事前被文书告发。刘汝明没当场杀人立威,而是撤职关押、分散编入,还让各级军官去谈心。他压的是一个判断:在这种条件下,靠恐吓未必稳,得让人明白离开未必更好,留着至少还有个“家”。
1943年鄂西会战,任务升级成“必须死守”。日军坦克上来,143师顶不住,刘汝明把警卫营都砸进去,把修械所攒的弹药一颗不留送前线,还发电报求紧急支援。三天血战后援军赶到,抓住机会反冲击,隘口守住了。代价也清楚,伤亡超过八千,步枪又少了两千,重武器几乎打光,但番号还在。
1945年日本投降,68军没怎么庆祝,更多是发愣。很快整编来了,合并缩编、轮训清理,68军番号进了历史。刘汝明照样“服从”,同时给老部下找出路,分点积攒的资财,人和番号一起散场。
这支军队没靠装备出名,靠的是把“活下去”做到极致。五千六百零一支步枪撑起三万二千人,这种账放到你身上股票配资指数网,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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