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随着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带头示范，大多数从军队系统退役的人都没有参与授衔。即使像王恩茂、叶飞等早已转入地方工作的重臣，也依然因在军队中担有职务而被列入授衔名单。然而，有两个人的情况却相当特殊——赵尔陆与阎红彦。这两人按理说都不符合授衔的常规标准，但最终他们都破例成为了上将，这其中的原因不禁让人深思。
首先谈谈赵尔陆的情况。赵尔陆的资历非常深厚，早在革命初期，他便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与朱德一起上了井冈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赵尔陆主要负责军队的后勤与军工工作，历任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红军前敌指挥部供给部部长、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等职务，军中许多重要的供给标准和制度正是他亲自领导制定的。到了1952年，赵尔陆仍在中南军区担任参谋长，因此在当年的评级中被评为正兵团级，这一评定对他后来授衔至关重要，因为1955年的授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952年的评级标准来做的。 然而，赵尔陆的职业生涯在军中的位置却有些复杂。在1952年评级之后，赵尔陆被调到了第二机械厂，后又被任命为第一机械部部长，虽然这些单位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但也意味着赵尔陆在军队中的职务事实上已经空缺。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一度为赵尔陆是否能够授衔而犯难，经过多番讨论后，最终决定根据赵尔陆在战争年代的贡献授予他上将军衔。首先，赵尔陆是中央红军后勤战线上的杰出人才，他为红军在艰难时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保障，没有他，中央红军的情况也许会更加糟糕。其次，1952年他已被评定为正兵团级，这一评级为他的授衔提供了依据。最后，尽管赵尔陆已不再担任军队职务，但他继续从事军工行业，这种行业背景也使得他和军队的联系保持密切，因此授衔也便于日后与军队的沟通。值得一提的是，赵尔陆本人对授衔并不在意，尽管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并没有因而感到多少喜悦。在日常生活中，他几乎不愿穿上将军的军装，只有在授衔时才拍过标准的照片，并且回到家后立即脱掉军装。据赵尔陆的女儿回忆，父亲从那次家庭合影后，就再也没有穿过军服了。对于他来说，穿上将军服总会让他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和无数死于战乱的无辜百姓，这种淡泊名利的心态，令人深感敬佩。 与赵尔陆不同，阎红彦的情况更为特殊。在重庆解放后，阎红彦便转到地方工作，长期未在军队系统内担任职务，也没有军队级别。直到1955年1月，他才调任四川省副省长。而为了让他符合授衔的条件，中央决定临时让阎红彦兼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如此安排背后有一个重要的考量，那就是对山头的照顾。毛主席曾经提到，革命领导需要从承认山头开始，到最终消除山头主义。在红军时期，陕北红军虽然规模不如其他主力部队，但他们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特别是陕北为中央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持。因此，在1955年的授衔过程中，虽然陕北红军未能培养出能代表的元帅或大将，阎红彦作为陕北红军的重要领导人，自然成为了唯一符合授衔标准的代表人物。 阎红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为谢子长和刘志丹的下属，担任第一大队大队长。之后，他在战争中屡次升迁，曾担任红30军军长、八路军129师留守处主任、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政委等职务。阎红彦的职务一直较高，特别是在开国上将中，有不少人曾担任副兵团级别的职务，因此授予阎红彦上将，其他人也没有太多异议。唯一的难题是，他已经很久未在军队系统内担任职务，也未参与过评级。因此，毛主席亲自指派他担任成都军区的第一副政委，以便为他参与1955年9月的授衔提供合法依据。赵尔陆与阎红彦这两位上将，虽然各自的情况特殊，但无论从革命年代的贡献还是从个人资历来看，他们都实至名归。中央在授衔时的细致考虑股票配资一览表最新，既是对他们历史贡献的认可，也是对革命遗产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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