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深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一名东北口音的狱友低声对溥仪说：“老李，听说了吗？志愿军已经跨过鸭绿江了！”听到这个消息，溥仪的手指不由自主地紧了紧，扫帚差点从手中掉落。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个看似普通的对话股票配资咨询交易，将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提到溥仪和乾隆御宝田黄三链章的故事，就无法绕开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当抗美援朝的炮火在鸭绿江响起时，谁能想到，末代皇帝溥仪竟然会拆下自己贴身棉衣，将珍藏多年的乾隆御宝田黄三链章捐赠给国家？这块由整块田黄石雕刻而成的印章，以三条链条相扣的造型，精美绝伦。故宫的档案记录显示，乾隆退位后，便喜欢用这枚印章批阅奏折，三枚印文“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乐天”所蕴含的治国理念，似乎与后来的马列主义某些观点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
事实上，溥仪和这枚传国重器之间的关系，比外界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24年冬天，十九岁的溥仪在冯玉祥部队的刺刀下被赶出了紫禁城。此时，他愤怒地撕开了自己的貂皮大氅，随手扔掉的布片里掉出一个油纸包。溥仪的贴身侍卫孙耀庭回忆：“那时皇上像疯了一样撕扯棉袍，掉出来的东西，想来应该就是那方印章。”这块见证了康乾盛世的田黄石，就这样随着溥仪的命运四处颠沛流离，从天津的张园，到伪满的皇宫，甚至在1945年沈阳东塔机场被苏军俘虏时，仍然完好无损地缝在他的夹袄内衬里。
展开剩余75%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的编号是“981”。他最初的表现并不配合，甚至连系鞋带都需要别人帮忙，参与集体劳动更是毫不感兴趣。然而，一切开始发生转变。1950年11月的某次政治学习中，当溥仪听到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在零下四十度严寒中坚守阵地时，他突然站起来，用东北口音说：“我这一辈子，总该做点对得起祖宗的事。”三天后，他主动交出了自己珍藏了26年的田黄三链章。
有趣的是，溥仪捐赠田黄三链章的过程颇为戏剧化。管理所所长孙明斋第一次看到这枚印章时，还以为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溥仪急得满头大汗，赶紧用满汉夹杂的语言解释道：“这是圣祖爷传下的田黄冻，冬不冰手，夏不沁油……”在场的人回忆，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看到“981号”如此情绪激动。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政府工作人员准备开具收据时，溥仪竟然摆手拒绝：“该赎罪的，该赎罪的。”
这次捐赠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心理变化。溥仪在抚顺的生活并不像外界所想的那样枯燥无味。他不仅给同监舍的战犯补过袜子，还在菜园里种出了30斤重的冬瓜，甚至学会了用算盘核对生产报表。监狱的管教人员曾发现，他在《人民日报》的空白处写满了满文批注，内容从“各尽所能”到“劳动改造世界观”，字迹从最初的工整逐渐变得潦草，显现出他真切的思考和变化。
田黄三链章的去向也让人深思。故宫的老专家那志良在见到这枚宝物时，激动得手都在颤抖。经过考证，这件珍宝保存得相当完好，甚至石链衔接处的0.3毫米活扣依然灵活自如。更有趣的是，在溥仪捐赠之后的第二天，管理所食堂特意给他加了一道红烧肉。炊事员老赵回忆：“他端着碗愣了半天，最后还是把肉全给了生病的老杜。”
从专业角度看，这件文物的回归具有双重象征意义。对溥仪来说，它标志着他与旧王朝的彻底割裂；而对于新政权而言，则象征着“化腐朽为神奇”的改造奇迹。据档案记载，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特别批示：“要妥善保管，更要妥善教育。”1952年，这枚印章还在赴朝慰问展览中展出。当时，一位山东籍的战士看到说明牌上写着“溥仪捐赠”，感慨地说：“皇帝都能改造好，这世道真是变了。”
捐赠后的溥仪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开始主动整理监舍，帮助不识字的战犯写家书，还在一次坦白会上痛哭流涕地忏悔伪满时期的种种罪行。1956年春节联欢会上，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居然与日本战犯一起表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管教干部在日记里写道：“当溥仪用带着京腔的东北话喊出‘我们都是中国人’时，台下的战犯都哭了。”
1959年12月4日，当特赦令念到“爱新觉罗·溥仪”时，五十岁的他如同孩子般大声哭泣。出狱的那一天，他在管理所大门前深深鞠躬，转身走向北京的公交车站，仿佛一个全新的溥仪。与当年那个钻进日军装甲车的“康德皇帝”相比，他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此时，故宫博物院里那枚经历了无数风雨的田黄三链章，依然在恒温展柜中散发着温润的光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救赎与重生的时代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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